当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接触陈永贵最多的记者之一冯东书，最近在《今日名流》1998年第4期上撰文，描述了记者眼里真实的陈永贵以及当年大寨的真实情景。现在从中摘录片断以飨读者。
“文革”中，我因为大寨报道受到过新华社总社的表扬，当时我总是对朋友说，我还没有真正进入大寨。叫不出社员的名字。朋友们不信，觉得我是在说笑话。其实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别的驻大寨记者也和我一样，深入不进去。这一点，和去全国各地采访绝对不一样。“文革”中，大寨是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实的实体。记者很难去参加会议，参加活动一般只是和干部谈谈，看看旧材料就发稿。
这和陈永贵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有关。大寨党支部在他的领导下，把全村组织得特严密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里三层，外三层。中心帅是陈永贵，围绕着他转的是党支部委员，再外一层是全体干部，再外层是党员、团员，再外一层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，最外一层是全体社员。党内思想斗争比较激烈，组织纪律很严。大寨党支部的活动外人是很难参加的，上级党委组织部的干部也不行，党员记者也不行。记者戏称那是“中央直属支部”。我在陈永贵情绪好的时候，曾提出应该让记者参加一些会，我说这也是个路线问题。他笑着说：“以后一般性的群众会让你们参加。”可始终也没能兑现。
贾承让是大寨党支部委员、生产大队长。他也是大寨的创业老干部。我去他家找他说：“你们支部不让记者参加活动，叫我们怎么写稿子？听说你们有一本会议记录，能不能让咱看看？”他答应：“可以。”可是过几天又说“不行”，他碰了钉子。1970年北京农业会议以前，《山西日报》、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我们一起搞一组报道。陈永贵不在家，我们合推《山西日报》副总编辑郝占鳌去找贾承让，请他给我们谈谈。郝是贾的老朋友，大寨出名前就采访过。老郝去找贾，老贾说：“行，安排个时间。”可是拖着不谈。老郝第二次去找老贾，老贾还说可以谈。又拖了一阵，还是不谈。老郝第三次去找老贾，老贾为难地说：“老陈不在，不好谈。”实际上是老陈没定下口径，他不敢谈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曾经去找大寨公社厚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红联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他们和陈永贵是信得过的朋友，我和他们熟，想通过他们来了解大寨的一些情况，还是不行。厚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说：“我们也不了解大寨党支部里的事，就是知道一点，也不能对你说。”
陈永贵曾指示大寨公社两任书记，叫他们负起责任来，在他不在的时候，去参加大寨的党支部会（公社就在大寨），帮助研究工作，他们两个不去找那个麻烦。大寨干部在陈永贵面前说一句话，分量比他们两个公社书记重得多，万一说话不妥，大寨干部向陈永贵一反映，自己就会受不了。所以他们也不太了解大寨的情况。
走群众路线，直接到群众中去不行吗？外面的人，包括我们这些记者去找社员聊，社员会问你：“经过支部没有？”或说：“你们还是经过支部吧。”我们直接找社员也是危险的，我们不知道社员的阶级成分，不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思想是先进还是落后，弄不好就会说我们专找地主富农和思想落后分子。这又会出问题。
学大寨期间，全国各地来参观大寨的农村干部，每天成千上万。统统由县里办的大寨接待站的接待员分批领着按一定路线去转一圈，个人不能随便进村去串，基本上不接触大寨社员。
报纸上登过大寨党支部开会的照片，那不是要参加党支部会吗？那是专门摆给记者拍的，拍完，记者就得离开会场，他们才正式开会研究问题。196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拍大寨党支部委员开会，实际上党支部委员三天两头碰头开会，但是新影的同志整整等了两个月才拍成。那天在大寨接待站等着拍照片、拍电影、拍电视的都去了，一共拍了20分钟，然后统统退出会场，他们才正式开会。
“文革”十年，小小的大寨村，除了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，再就是只有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的声音，在全国大乱中倒很安定。
昔阳县其他地方没有像大寨那样封闭得严，但重要情况的封锁也很严实。像周恩来总理多次批评陈永贵闹派性，昔阳不能传，或者反着传，说是批评了对立面。昔阳县在“文革”中大抓阶级斗争，斗死了一些人，这个情况就对记者封锁得严严实实，直到陈永贵失势，才传出来。
在这么个封闭而又不信任记者的地方采访，真能把记者憋死。记者在那里既没有采访的自由，也没有不采访的自由，拒绝采访也是反大寨，难！
 |
